傾情奉獻財富圈最高大上的話題——慈善。本期將帶您走進慈善榜樣的內心世界，揭秘榜樣背后的稅收優惠動因。

第一回，我們聊起了慈善的前世，大家提出了幾個問題，這里先集中反饋一下。
第一個問題：個人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臺上發布捐款倡議，比如為某位病人或者是災區進行捐款，是否違法？微信是半公開平臺，朋友圈主要是自己的親朋好友等自己認識的人。因此在微信上無論是為某位病人也好，還是為災民籌集善款，都不屬于公開募集，只要不存在欺詐行為，均不違法。
而微博則不同，微博是公開平臺，這里面要區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如果在微博上為某位受助對象確定的個體進行捐款，比如為某位白血病患者進行捐款，由于受助對象是確定不變的，因此不屬于公開募集，當然也不違法。而另外一種情況則是在微博上為某災區進行捐款，由于受助對象是不確定的，且微博是公開平臺，因此屬于公開募集，涉嫌違法，小伙伴們可一定要注意。
第二個問題：購買彩票算不算慈善行為？這個當然不算，因為慈善活動是不要求回報，沒有回報的。雖然像福利彩票、體育彩票也屬于公益活動，但是購買彩票的人實際上是有所訴求的，是以中獎為目的的，因此購買彩票不屬于慈善行為。
第三個問題：有人提出說單位每年都設立了一個慈善日，要求全體員工捐款，問是否合法？在里面首先強調，捐贈都應當要遵循自愿和無償的原則，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強行攤派或者是變相攤派來進行捐贈。因此像大家所提這個問題，只要單位存在強制性的問題，那就是違法了。如果是變相的，這個要具體分析，比如說有的領導說我捐100，你們大家看著辦，那這種呢？我們說也涉嫌違法。
第四個問題：捐款可以抵稅嗎？簡單來說，捐款符合程序要求的，從企業所得稅方面，可以在稅前按照會計利潤總額的 12% 稅前扣除。個人所得稅方面，按照個人應納稅所得額的 30% 稅前扣除，但是需要捐贈的一些收據。

下面開始第二講，第二講接著說慈善的今生，當代慈善榜樣。
話說第一回已經跟小伙伴們聊過慈善的前世，回顧了中華傳統慈善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有好的一面就有不足的一面。比如在傳統民間慈善活動中，普通老百姓更愿意幫助親戚或熟人，引用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老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可以給出很好的解釋。

曾舉過很形象的比喻，他說西方社會是以個人為本位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像一捆柴火，幾根組成一把，幾把組成一扎，幾扎組成一捆，條理清楚，成團體狀態。而中國社會是以群體為本位的差序格局，每個人都是以自己為中心，按親疏遠近結成關系網。就像把一塊石頭扔到水里，以這個石頭為中心，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紋，波紋的遠近可以表示為社會關系的親疏。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凡是與自己有親屬關系的就為近，沒有的則為遠。相識的關系就比較近，不相識的就比較遠。與自己有利益關系的，我們認為比較近，沒有的比較遠。也就是說，我們更愿意幫助身邊的親戚、朋友、鄰居和熟人，而不愿意幫助陌生人。這種傳統恰恰縮小了受捐對象的范圍，對老百姓普遍參與慈善也構成了妨礙。

基于此，想要突破傳統慈善觀念的束縛，當代中國特別需要和呼喚慈善榜樣的引領。今天我們就看一看當代慈善榜樣，扒一扒他們行善背后的稅收動因。特別是在慈善法即將實施的大背景下，高凈值客戶怎樣才能舉善避稅、名利雙收呢？話說有一英國帥小伙， 20 多年前就來到中國工作，他做了件驚天地泣鬼神的事兒，就是定期發布富豪排行榜。這個小伙兒就是胡潤發的榜單，叫胡潤百富榜。富豪就是小伙伴兒們眼中的高凈值客戶。

其實有些人并不想上這個百富榜凡是上榜的，多多少少都會被人認為有炫富的嫌疑，富豪們雖然錢多，但人卻不傻，與其上這種榜，還不如上慈善榜，那才是炫富的最高境界，低調奢華有內涵。

那么第一個問題來了，哪些富豪做慈善能令我們印象深刻？第一個讓大家想到的就是當代暴力慈善達人陳光標。之所以有暴力慈善之名，在于做慈善與常人不同，他更喜歡直接用真金白銀砸，也就是用現金砸，而且親力親為主動高調地秀。這種粗暴的慈善行為的的確確幫助了很多人。

接下來小伙伴們再回憶一下，上學的時候，你們學校里面有沒有以某人名字命名的建筑物，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會說有誰，那就是當代科教慈善達人邵逸夫老先生之所以有科教慈善達人之美名，就在于邵逸夫老先生對科學研究、教育領域的公益慈善事業所作的貢獻，就像他在影視娛樂事業中所創造的輝煌一樣，多不勝數。

有興趣的你可以打開網絡地圖，搜索逸夫二字，便可以看到紅遍祖國大地密密麻麻的以逸夫命名的建筑物。據教育部不完全統計，截至 2014 年邵逸夫老先生去世，已累計向內地教育捐款近 47. 5 億港幣，建設各類項目 6 圈一個。此外，老先生還創立了邵逸夫獎，從 2004 年開始，每年在全球范圍內選出諾貝爾獎，為涵蓋在數學、天文學、生命科學有成就的科學家，每年授予 120 萬美元的獎金。

以上社會各界慈善榜樣，他們熱心公益事業的時代精神都值得我們敬佩。同時全社會也在期待和呼喚有更多有能力的人，都能主動加入公益慈善的行列中來，推動當代慈善事業向前發展。當然，大家也都知道，現實中還有一小撮給慈善事業蒙羞的敗類，最典型的就是郭美美，讓紅十字會的公信力一落千丈，至今都難以恢復。還有一些企業家、明星做慈善，可能說得多了一些，做得卻少了一點，也引發公眾對其做慈善動機的猜測。比如新華都的陳發樹， 2009 年的時候就承諾要捐贈當時市值 83 億元的有價證券，而三年后的 2012 年，其實際到賬的也只有一個億。大家都質疑，事后新華都官方披露捐款未到位的原因，竟是因為稅負太重，這又是為什么呢？類似的情形還有， 2011 年4月，福耀玻璃的曹德旺真正把其個人所有的當時市值近 36 億元的股權捐給了河仁慈善基金會，但這筆全部到賬的巨額捐贈，卻產生了大約 7 個億的稅收負擔。

這種不捐贈不納稅，巨額捐贈反而背巨額稅款的悖論是為什么呢？無論富豪明星或是社會賢達也好，還是普通老百姓，大家做慈善除了樂善好施的內因以外，還有更多務實的考量。其中，稅收優惠是較為顯性的一個外部驅動因素。事實上，健康的慈善生態從來就不是與生俱來的，更不會一勞永逸，必須仰仗制度，尤其是完善了稅收制度的催生孕育。

美國之所以出現像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這樣的大慈善家，與其說是其文化孕育標桿引領所致，不如說是其制度催生使然。要讓慈善成為更多富人乃至普通民眾共同關注的事情，不僅要靠道德教化和榜樣力量，更要有稅收制度激勵和法律保障。比如，在美國的遺產稅最低檔的稅率是18%，而當應納稅遺產額達到 300 萬美元時，稅率就高達55%。

美國的個人所得稅是高額累進的，但是建立慈善基金會或者是捐助善款，卻可以減免稅負，捐出多少就在稅前扣除多少。美國對慈善基金會的運營給予大幅稅收優惠，使得慈善基金會可以獲得額外的稅收紅利。除富人以外，美國中產家庭在捐款方面也不甘落后，沒有錢捐就做義工。中產階級家庭雖然減少了收入，卻享受到了助人之樂，還樹立了良好的公眾形象。嚴格的稅法迫使美國人與其挖空心思偷稅逃稅，賠了夫人又折兵，不如樂善好施，造福社會，贏得生前身后名。

相比之下，中國的慈善制度尚未成熟，還有相當比例的富翁為富不仁。就我們的稅收制度而言，有意向慈善進行捐助的個人和法人也因擔心稅收負擔問題，對慈善捐贈望而卻步。

從所得稅上看，目前我們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納稅人用于公益救濟性的捐助，在年度會計利潤總額 12% 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我們的高凈值客戶不差錢，有意愿做慈善，就可以利用這一稅收優惠政策進行慈善捐贈，就可以實現名利雙收。

舉個例子，高凈值客戶實際控制的某有限公司年度會計利潤總額高達 10 個億，當年就可以在稅前列支 1. 2 億進行公益捐贈。我們再從現金流量的角度分析一下這 1. 2 億的構成，就能明白為什么可以做到名利雙收。假設高凈值客戶不捐 1. 2 個億的公益捐贈的話，那么它的實體這 10 個億就得按 25% 來交企業所得稅，總共是 2. 5 個億的企業所得稅，如果捐了 1. 2 個億，就可以從 10 個億的會計利潤中把它扣除，那僅就剩余的 8. 8 個億的會計利潤，按 25% 的稅率來交企業所得稅，那就是 2. 2 個億。那對比一下，大家發現捐了 1. 2 億以后，那么少交了 0. 3 億的企業所得稅。

換一種說法就是什么呢？高凈值客戶只用了 0. 9 個億的實際支出，卻贏得了 1. 2 億的捐贈美名，這里面額外獲得了 0. 3 億的政府稅收讓利，這不就是善舉避稅、名利雙收的不二之選嗎？當前的稅收政策更鼓勵多捐，比如我們接著上個例子，如果捐贈者要在當年直接一次性捐 4 個億，也就會超過當年 1. 2 億的稅前扣除標準，那超出的 2. 8 億怎么辦？大家不用擔心今年9月 1 號實施的慈善法明文規定，可以在捐款以后的三年內遞延攤銷超標的 2. 8 個億。若未來三年企業的利潤總額維持在 10 億不變，那么未來三年每年都將有 1. 2 億的免稅扣除額。

以上是企業所得稅部分，那從個人所得稅部分來看，高凈值客戶個人捐贈也有減免政策。一般的規定是這樣的，個人通過非營利社團、國家機關向教育、其他社會公益事業以及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的地區、貧困地區捐贈，捐贈額未超過應納稅所得額 30% 的部分，可以從當期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

當然，還有一些全額扣除的特殊優惠，比如像農村義務教育的捐贈向、紅十字會事業的捐贈向、公益性青少年活動場所的捐贈、向福利性、非營利性的老年服務機構的捐贈等等。大家都知道，當年曹德旺父子 08 年汶川地震的時候，個人也捐了一個多億，這些捐贈都是可以在應納稅所得額里面全額扣除的。

上述我們看到了稅法對一般捐贈的規定。雖然我們說慈善法在稅收優惠方面有所進步，但是一些具體的政策還有待完善。特別是在當前營業稅改增值稅的大背景下，慈善捐贈所涉及的貨物和勞務目前并沒有稅收優惠，只能視同銷售來征稅，可能會挫傷企業捐贈的積極性。

舉個例子說，某企業公益捐贈自產產品評估后的公允價值為 400 萬元，成本是 300 萬，增值稅的進項稅額是 51 萬，當年企業會計利潤是 4000 萬，根據前面講過的企業所得稅前扣除標準，捐贈的 400 萬的資產、產品在企業公益捐贈的限額之內，也就是說在會計利潤的 12% 以內，我們說是可以享受稅前扣除政策的，但是增值稅卻不能免除。

企業這種捐贈實物的要視同銷售，第一要交增值稅，它的公允價值是 400 萬，減掉它的成本 300 萬，這個差值要按 17% 的稅率來征稅，就是要交增值稅是 17 萬。那么我們說一旦視同銷售以后，這一塊還要再計算企業的利潤，那還有 100 萬的利潤，再按 25% 來交企業所得稅，這樣還會有 25 萬的企業所得稅要補交，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企業捐贈實物總共會額外帶來 42 萬的稅收負擔，企業不僅實際支出了 300 萬元成本的產品，還要再額外負擔 42 萬元的稅收。這個對于企業捐贈的積極性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阻礙。

由上可見，當下有關慈善的稅收激勵的政策法規還不到位，全社會向善行善的催生培育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以上，我們重點回顧了慈善榜樣背后的稅收動因。我們第二回有關慈善今生現代慈善榜樣部分就到此結束。我們說稅收優惠激勵作用再強，還需要更多的組織和個人參與到慈善事業中來。有沒有一種慈善方式能讓大家行善更便捷，能讓大家樂于行善，卻又不被稅收負擔困擾，到底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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